“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明朝崛起初年，对山西是很不放心的。一方面山西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元朝势力盘踞已久(元朝在长城以南最后的堡垒)，常遇春、徐达等人甚至是在拿下元大都之后才进兵山西的;另一方面，山西靠近明蒙边界，随时会遭到蒙古高原优势兵力的袭击。因此明朝在山西设置了大量军镇卫所，作为前线的主要防御要塞，防备蒙古人再次南下。
早期的防线甚至一直推进到了阴山、大青山一线。虽然从建文朝开始，山西的卫所体系开始内收，一路退到了金代修筑的长城沿线，但山西北部的防御性质还是没有减弱。山西和内蒙古交界处的明长城，就是这个时代的军事设施。这条防御线向东一直延伸至燕山直至山海关，然而在明末仍然像大车间一样被敌人来回闯荡。强大的边疆军镇给明代提供了不少安全感，却也逐渐成为帝国巨大的经济负担。
山西各地的军镇，守军多时竟达到了百万，而当地寒冷的气候又不适于农耕，转运驻军的粮饷物资让历代明朝皇帝伤透了脑筋。从中原运粮需要穿越黄河和山西南部的山区;从江南调度漕粮则需要从京师转运，而北京城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吃粮大户了。南北产量差距大，单靠大同等边镇的产量，是养活不了庞大驻军的。所以早在朱元璋在位时，朝廷就根据山西参政杨宪的建议，提出了开中法，允许民间自发组织向北方边境运输粮草。
而他们得到的回报，则是允许买卖粮食和食盐。嗅到了商业气息的山西商人，于是开始以民营的形式向北方运粮食，这在中国古代是至关重要的战略物资，民间暴利靠这个，王朝打仗靠这个。用特许权换政府不擅长的远途军事补给，确实是个好办法。运城有盐池，是北方重要的盐产区。但在此之前，这门生意几乎被官方垄断，没有民间资本插手的空间。
其实如果撇除盐的税收性质和中间的贪污腐败，民营盐商完全可以用极有市场竞争力的价格，贩卖食盐，赚取超额利润。运城盐湖是上古大泽留给山西的宝贵遗产(不过明朝盐引对应的盐场不止运城，还有两淮等地)。这时候历代对山西交通的开发就起到重要作用了。晋商最密集的三个府，平阳、泽州和潞安，分别位于今天的临汾、晋城和长治，都是晋南的城市，盐产区运城也在南部。
即使在宋代以前，当地人想要到达晋北也是不太容易的。现在看来不太远的距离，考虑到以前的路况预计长期大宗运输的成本，政府维持成本高昂，不如下移民间承担。而到了明代，由于大同-太原-泽州/潞安的通道得到了政府的重视，被全力兴修维护，通车能力大大增强。晋南的商人已经可以通过遍布山西南北的道路，方便地转运粮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