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和洛阳是中国最著名的古都之一，同时，在唐及之前，凡是大一统的朝代，不是定都长安，就是定都洛阳。随着赵匡胤建立北宋，于是，已经定都且兴建多年的开封城，很自然地被再次选为新朝首都。同时，后周定都开封时，就已经考虑到开封虽然地处四战之地，但北边有黄河天险，且边防主要集中于太原、河间、中山三镇。
山西建于哪个朝代？
山西省自古就有人类活动的迹象，并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根据中国最早的史书《禹贡》记载，山西地区最早为冀州之域，后为并州、以及司隶校尉部之西北境。“明洪武元年(1368)置山西行中书省”，九年(1376)改为山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清为山西省，民国年间归绥道所属地区脱离山西建为绥远省，1949年4月全省解放。
宋朝为什么没有定都长安或者洛阳？
长安和洛阳是中国最著名的古都之一，同时，在唐及之前，凡是大一统的朝代，不是定都长安，就是定都洛阳。而唐之后，从宋开始，长安和洛阳就再没有享受过中华帝都的光辉和荣耀。那么，宋朝为什么会把都城建于东京开封，而非长安或洛阳呢？其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东京位于大运河的中心，漕运便捷，容易将南方的粮食运输至此，也方便北宋王朝对经济中心地区的掌控。
都城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人口众多，要养活这么多人，首先就得解决粮食问题。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南方越来越成为中国的产粮区。想要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隋炀帝修建了大运河。而因为长安地势较高，不仅修挖运河不易，而且将粮食运到长安更要耗费两岸拉运粮船的民力，得不偿失。
所以，隋朝就开始营建东都洛阳。到了唐代，也是如此。武则天称帝后，更是直接将都城建于洛阳。相较于洛阳，开封的地理位置更加便利。从下图可以看出，东京开封（当时的汴州）位于大运河的中心，漕运便利，方便将南方产粮区的粮食运往京城。同时，从唐中期开始，随着经济重心已经转移至南方，长安的地理位置就过于偏西北，无法作为掌握中国全局的中心地带。
虽然洛阳地理位置较优，但是相较于东京，仍是逊色。其次，随着唐末农民起义以及五代十国的割据战争，古都长安和洛阳都已经衰败不堪，无法再执行作为新兴王朝首都的重要职能。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是具有毁灭性的。从安史之乱开始，长安城开始遭遇浩劫。之后是黄巢起义，横扫半个中国，并在长安称帝。904年，军阀朱温逼迫唐室东迁洛阳，长安城已被彻底废弃。
再之后是五代十国时期，军阀混战，北方的政权又先后在长安、洛阳建立割据政权，加剧了都城破坏的进程。所以，当赵匡胤建立北宋时，长安和洛阳的衰败已不足以建立都城。最后，赵匡胤通过发动陈桥驿兵变夺取后周的政权，而后周当时就定都于开封。其实，后周在太祖郭威和世宗柴荣时期，相较于周边的割据政权，已经取得了各方面的优势，为日后的统一战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同时，后周定都开封时，就已经考虑到开封虽然地处四战之地，但北边有黄河天险，且边防主要集中于太原、河间、中山三镇。后来随着削弱地方军权，守内虚外，地方已无法威胁到东京。随着澶渊之盟，北宋的边患不再是辽，而是西夏，长安和洛阳很容易被侵扰。随着赵匡胤建立北宋，于是，已经定都且兴建多年的开封城，很自然地被再次选为新朝首都。
为什么说山西晋城比洛阳历史长远？
这里是不请自来的守仁君首先，守仁君自报家门，是晋城市阳城县人。这个问题让我感到很奇怪，让我们晋城人民安安稳稳地在世外桃源生活不好吗？非得和人家比来比去，非得把晋城推到风口浪尖？晋城历史悠久不假，但是拼历史底蕴还是没法和洛阳比的。守仁君认为，比一个地区的历史，不应该看哪个地区的历史更长，而是要看这个地区的历史价值。
晋城和洛阳的历史价值相比，差距实在太大。女娲补天遗址在晋城，那是神话好不好。舜耕于历山，禹在石门治水。每一个中国人都相信那是真的，但是第一我们需要证据，第二这个实际上反应的是远古部落的生产生活，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洛阳就不用说了，是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武周，后梁，后唐，后晋等朝的都城。
而且即便不是首都，那也有着陪都的地位，其历史地位不可估量。晋城古称获泽，泽州。历来是兵家重地，而且晋城自古便冶炼之都，战国时期韩国便是依靠晋城的精良兵器称雄于战国。此后，晋城一直是各个朝代的重要州郡，是河东地的南大门，长期以来都有着重要的地位。晋城和洛阳同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但是和洛阳比起来，就小巫见大巫了。
为什么定都洛阳兴盛，定都长安衰亡？
都长安者盛世统，迁洛阳者天下分。我们看看先贤顾祖禹在《读史方舆记要》中怎么说：“陕西居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陕西之在天下也，犹人之头项也”！这就是“关中者天下之脊，中原之龙首也”的形象写照。“河南古所称四战之地。当取天下之日，河南所在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勢。周之东也，以河南而衰；汉之东也，以河南而北；拓跋魏之南也，以河南而喪乱。
唐朝时期为何要定都长安，后来又定都洛阳？为何？
长安是唐朝的首都，也是唐朝中前期的政治和经济中心。长安历史悠久，地处八百里秦川之中，交通便利，物产丰富，拥有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地位。但是唐朝中期之后，随着长安地区人口不断增加，这个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对唐朝来说，是一种荣耀，也是一个大包袱。因为长安及附近地区人口爆涨，给唐朝政府形成了极大的人口压力。而这一时期，长安附近地区水旱频仍，粮食供应也一度非常紧张。
因此，唐朝统治者不得不选择一个物产更为丰富、交通更为便利的地区，去分担长安的人口压力，缓解关中地区紧张的粮食供应。而与长安相距并不十分远的另一个古都洛阳，便是唐朝最好的选择。（长安）实际上，从唐高宗时期开始，洛阳就被确定为唐朝的东都，到了武则天时，更是将办公地点搬到了洛阳，将洛阳命名为“神都”。洛阳也因此成为唐代长安之外一个政治、经济中心，在唐朝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所以说，爆涨的人口和环境的恶化造成了唐朝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而这种环境上的恶化，是由长安持续不断的水、旱灾害引起的。一、唐朝的气候特点气象学专家对公元618年到公元907年的三百年间长安和洛阳两地的自然灾害进行过统计，在这三百年中，长安地区发生水旱灾害共有119次，而洛阳地区仅有58次，长安是洛阳的两倍还有余。
双方在水灾发生次数有一定的同步性，相差不是特别大；但是旱灾方面，长安远远多于洛阳，而且灾情比较严重，频率也很高。我们观察一下气象学上著名的“竺可桢曲线”，就可以清楚的看到，自公元六世纪开始，中国经历了一个历时四百年的“暖期”，也就是“隋唐温暖期”。根据对一些古树年轮的研究，这个暖期的前期是一种暖湿性的气候，当时中原地区的整体温度比今天要高0.3到0.5摄氏度。
而公元780年到920年间，又出现了一个“冷谷”，平均气温又比现在要低0.8度左右，甚至在部分地区气温低于“明清小冰期”。（洛阳）这种气候上的变化，导致了唐代中前期气候暖湿，后期冷湿，但总体降水较多。受这种气候影响，长安、洛阳所在的黄河流域和关中平原，都表现出水灾中间多，两头少；旱灾中间少，两头多的特征。
表现在水灾和旱灾上，两地在唐朝前期和后期以旱灾为主，而中前期和中期以水灾最为常见。二、旱灾对长安和洛阳的影响据《旧唐书》记载，唐中宗之前，长安附近出现过大的旱灾共有四次，其发生年份为贞观十三年、二十三年；垂拱元年和久视元年。这几次旱灾受灾面广，持续时间长，对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唐朝经济和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打击，对长安地区的百万居民吃饭产生了严重的威胁。
《旧唐书》对贞观十三年的大旱是这样记载的：“自去冬不雨至于五月。甲寅，避正殿，令五品以上上封事，减膳罢役，分使赈恤，申理冤屈，乃雨”。（长安）这次旱灾，使得长安地区无法播种，幸亏此时隋朝积攒的大批义仓之粮尚未腐坏，李世民紧急调运这些隋朝留给自己的粮食，才勉强解决了长安地区的吃饭问题。要不是当年杨广的库存，这次大旱对唐朝和长安居民造成极大的损失。
十年后，长安又一次大旱。这次旱灾导致秦川百姓春天无法播种，许多地区颗粒无收，给长安地区的居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而此时隋朝义仓再也无粮可调，幸亏唐太宗还是个有长远目光的皇帝，早在十年前旱灾过后，就注意粮食储存，在全国建立了大量的常平仓。此时唐朝不惜调动全部的运力，方才勉强渡过了这次旱灾。要知道，长安的交通运输以陆路运输为主，靠马车运载，运输能力极为有限。
按长安百万居民每人每天一斤田粮计算，每辆马车只能运输六百斤粮食，也就是说每天需要1500辆马车，才能保证长安一日之粮。这还不算上运输者和马匹在运输过程中的损耗，也没有算上长安附近地区的粮食消耗量。而且旱灾造成的缺粮并非三两天就能缓解，也就是说一场旱灾下来，需要运输的马车是个天文数字，粮食安全是无法保障的。
所以当时长安对居民的口粮进行了限定，每人每天只供应五两（十六两为一斤）。这种情况逼迫唐朝需要将政治中心转到那些运输便利、旱灾较轻的地区。（洛阳）洛阳与长安相距并不远，在长安大旱时，实际上洛阳也有旱情。但是旱灾对洛阳的粮食安全的威胁远低于长安。因为洛阳拥有良好的水上交通线——大运河。这条南起余杭，北到涿郡的大运河，穿洛阳而过，是当时中国运输的生命线。
它将北起北京、河北、山东、河南的广大地区与国家的粮仓江南地区连接成一体，江南出产的粮食可以从水路很方便的运到洛阳。唐朝的造船技术非常发达，每艘漕船可运米五十万石以上，这样的运输能力绝非马车可以相比。所以大灾之年，连李唐皇室都纷纷向东都就食，长安与洛阳的政治地位开始出现此消彼长的态势。三、水灾对长安和洛阳的影响 相比旱灾，水灾对长安的威胁更大。
唐明中期之前，长安出现过六次严重的水灾，尤其以永徽二年和永徽六年的两次最为严重。《旧唐书》载：“永徽二年春正月，先是大雨，道路不通，京师米价暴贵，出仓粟粜之，京师东西二市置常平仓。充使存问，务尽哀眷”。到了永徽六年，“山水暴涨，漂流二千余家，溺死者千余人。京师大雨雹，人畜有冻死者”。这些接连不断的大水灾，让唐代统治者意识到，如果人口和政治中心都大规模集中在长安，必定会带来世大的隐患和压力。
（长安居民）相比长安，洛阳的水灾就少得多。洛阳位于平原之区，平坦开阔，又连接京杭大运河，水利十分发达，水利工程遍布东都大地，在大洪水的年份，可以排洪泄涝，保证城市的安全。而且大灾之年，洛阳能更方便的调运粮食，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即便抛开自然灾害，仅就粮食生产来说 ，洛阳也远远优于长安。长安的主要粮食产区是渭河平原，比之洛阳所在的华北平原，面积不可同日而语。
而自东汉末年之后，长安久经战火，经济已远远被新兴的洛阳抛在身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政治中心东移洛阳，也是唐朝统治者必然的选择。四、长安与洛阳人口对比在小农经济的时代，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衡量一个城市一个地区是否发达，看它的人口数量就可以略知大概。（大运河）按《旧唐书》的记载来看，唐朝初年，长安及附近人口约为九十二万三千人，在鼎盛的开元年间，长安及附近地区人口高达一百九十万。
但是安史之乱后，长安人口锐减，仅有二十四万户，约八十万人。到了元和中兴之后，长安地区人口有所增长，大致维持在百万上下。所以经过唐朝中前期的一个大盛世之后，长安的人口是在走下坡路的。洛阳也是古代著名的古都，是除长安之外最大的城市之一。唐朝初年，洛阳经过李唐与王世充的战火洗礼，人口仅有二十万不到。但是洛阳位于中原腹地，是中国的中心地区，在经过唐朝初年的恢复后，人口增长很快，到天宝年间达到了一百一十八万。
安史之乱时，洛阳人口有所损失，但战后不到二十年，又增长到一百五十万左右。所以用人口增长的曲线图来看，洛阳与长安相反，人口基本保持一种上升的趋势，中唐之后，人口超过了长安，实际上已成为唐朝的第一城。（陆路运粮）究其原因，还是与粮食有关。粮食是人生存的基础，也是一个城市健康发展的保障。虽然洛阳和长安都经历过战火和灾害，但是洛阳的灾情比较单一，受灾程度也远远小于长安，更为重要的是，洛阳拥有优越的粮食供应保障。
有了粮食，人口自然增长率就会有保证，能养活更多的人口。五、长安与洛阳粮食生产对比唐朝时，长安地区农业生产以小麦为主，可以达到两年三熟，产量比魏晋时期有了大幅增长。但是当时中国的冬小麦培育技术尚不完善，产量也不是特别稳定。这就使得长安的粮食生产没有保障，有一种不确定性。而冬小麦需要大量的水热资源，这正是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不能保证的。
另外，唐朝小麦的产量仅为每亩两石左右，关中地区的土地面积也是有限的，这样的产量，并不足以保证长安的粮食安全。（长安城）相比之下，在当时那个“隋唐温暖期”内，洛阳不仅能种小麦，还能种水稻，并且水稻的种植面积相当大。因为洛阳地区拥有良好的水利灌溉设施和水利工程，在气候温暖的唐代，洛阳的水稻生产可以保持在两年三熟的水平。
要知道水稻的亩产比小麦可高多了，一亩水稻产量可以轻松达到三石以上，洛阳所处的华北大平原面积广阔，岂是小小的关中平原可以相比？无论单位面积产量还是种植面积，洛阳的粮食产量都远非长安相比。再加上就算遇到自然灾害，洛阳也能凭借良好而又发达的水上交通运输线，去解决居民的吃饭问题，所以使得唐朝统治者不得不逐渐将洛阳当做新的政治经济中心。
为什么洛阳历史上两个大一统王朝总共定都时间只有一百多年？
洛阳地区远古时期被称为大泽，水草丰美，林木茂盛，是华夏古地。据说上古风姓人皇，伏羲大帝就定都洛阳，所以洛阳又称为老邑或旧邑，就是“地老天荒”中所说的那个“地老”，“天荒”则是指远古时的天荒之地，据说就是指今天的湖南长沙地区。上古时期天下是实行天子统万邦的分封制，天子主要起礼法道德方面的作用，主要起天下联合体系的维护作用，天子主要是天下人精神层面上的归依，而非实质上的将天下大权归于一人，因此天下改朝换代的压力并不大，所以上古时期的朝代存在的时间都超长。
秦始皇统一中原后，创建了划时代的统治制度，即中央集权制王朝。这样一来，天下的大权归于天子一人，因此觊觎天子之位的枭雄就会大增，秦朝也就成了短命的大一统王朝。汉随秦制，但汉朝在秦朝的制度上作了一定的退让，一是采取了皇族内部的分封制，二是允许各异姓大家族重建宗祠，在各地默许了大姓望族的存在。所以汉朝实行的是法治丶人治并行的制度，而秦朝只是单纯的法治制度。
因此汉朝的统治基础比秦朝牢固一些，存续的时间也长一些。东汉丶西晋都定都洛阳，东汉作为大一统王朝存续一百九十五年，西晋作为大一统王朝存续三十七年。之所以两个朝代的存续都不算太长，是因为自西汉开始，大姓望族的实力不断加强，大姓对各地的掌控力逐渐加强，并且最终影响到了王朝的更替。东汉开国之君刘秀之所以能一统天下，一方面是依仗刘姓皇族的血统和个人杰出的才能，另一方面是赢得了大姓望族的鼎力支持。
而光武皇帝刘秀上位后，善待支持自己的大姓望族，他没诛杀功臣，而是与功臣和望族共享荣华。这样一来，一方面天下归心，另一方面大姓望族的实力和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些大姓望族的权力与地位逐渐接近或达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大夫的程度了，形成了新的士族阶层，这也为后世之乱埋下了伏笔。西晋司马氏就是出自于士族阶层，代表士族阶层，而在西晋，士族阶层发展到了极致，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压榨也到了极致，因而导致了人口减少，胡人内迁，最终导致胡人造反，西晋灭亡。
可以说定都洛阳的东汉、西晋之所以国祚不太长，主要是因为国家过于依靠大姓望族来维系，国家法治荒废，以人治为主，而一旦皇帝失道，对天下望族的掌控力丧失了，皇朝也就走到了尽头。秦亡于只依靠法治而不顾人情，东汉、西晋亡于法度荒废，过于依赖人治。随着时代的进步，建国经验的积累，明清两代，实行以法治为主，人治为辅，所以明清两朝的国祚，相对而言要长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