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87年，“霍腾西乌斯法案”通过，表明古罗马进入共和时期。这个时期，古罗马实行执政官、元老院、公民大会的三权分立。设立保民官，其有权否决贵族对平民不利的决议。经济上、军事上也采取了一些列改革措施。早期的古罗马，也是个城邦国家。其人口，孟德斯鸠在1734年亦做了估算——和雅典大致相当，有公民十几万人。
这同样是最高数字。国外学者最认同的，是7万人左右。同为城邦，同为“小国寡民”，只是农业比雅典稍好，因为罗马的耕地比雅典多；也是贵族和平民不同利益集团的斗争。这是古罗马共和制形成的根本原因。（古罗马万神庙）这个改革，带来了古罗马的崛起，从公元前406年，罗马开始征服意大利。后来又打败了迦太基，赢得了布匿战争。
再后来战胜了马其顿，统治了地中海。但是，古罗马的真正强盛，是在实行独裁之后。凯撒大帝奠定了罗马帝国的基础。屋大维被称作“伟大的奥古斯都”。他统治罗马44年，致使罗马帝国有了200年的繁荣和稳定。“罗马和平”成为一个专用词汇，用以形容这个时期。古罗马同样提供了一个和雅典相似的反证。最后来看中国。中华文明有多个源头。
后来迅速发展壮大，是在黄河流域——“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三皇五帝，都是原始部落的首领。“帝”的古字，象形“束柴”——把一堆柴木捆束起来。这表示原始的祭祀仪式。祭祀的对象是祖先和上天，就是“帝”，原字为“禘”。主持祭祀的人，是部落首领，也称“帝”。这是“五帝”的来源，也是后来皇帝一称的根源。
中国以农耕为主。部落间也曾发生过战争和兼并。黄帝就因为先统一华夏部落，又征服东夷、九黎等，最早实现了中华的统一。如此的结果是两个。一是可耕土地的集中；二是实现统一者成为部落和族群的共主。黄帝被认为是华夏族最早的共主，也被称为“人文初祖”。以“天人合一”、尊崇祖先的宗法道德信仰为核心，以统一为手段，以土地集中为结局，以建立高度集中的帝王专制集权为特征。
这就是中国自黄帝开始形成的社会演化逻辑。夏朝还缺乏考古证实，可不详述。商周皆如此。秦汉、唐宋、明清三大帝国也如此。周的后期有过春秋战国；两汉之后有过魏晋南北朝；唐宋之后亦有过短期混乱阶段。不过，纵观中国历史，统一大国——混乱——再统一大国——再混乱——再统一，这样的脉络十分清晰。为什么呢？首先，中国始终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业经济始终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因而，从没有形成过真正的、稍微成气候的工商业者和城市平民阶级和阶层。主要矛盾，始终是封建统治者和农民的矛盾。其次，所有封建帝王，皆以“天人合一”的宗法道德观念作为核心来治国。治理中缺乏可靠的技术和严密的数字手段。这必然导致在开国之初经历中兴之后，逐渐走向管理混乱和衰败。所以，各个朝代大致维持三百年。
这成为一条规律。再次，帝国的灭亡，或由外敌入侵造成，或由农民起义引起。但改朝换代，必然还回到“以宗法为核心，以统一为手段，以土地集中为结局，以帝王集权为特征”的老路上去——没有任何因素和动力，可以使当时的中国发生政体上的改变。概括地说——中国的农耕文明和祖先崇拜，是帝王集权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社会的主要矛盾始终是封建统治者者和广大农名的矛盾。
始终未形成工商业者和城市平民阶层，也使实行新政体成为不可能。中国古代这种集权政体的形成，还有没有其他因素？产生后有没有积极作用呢？第一，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大国。在春秋战国时期，据葛剑雄等专家估算，人口已不低于3000万。统一，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绝对利大于弊。由黄帝的部落，到部落联盟，再到帝王的集权，这是发展的自然脉络。
第二，中华民族诞生于黄河长江等流域，治水防灾是始终面临的重大问题。统一和集权，利于集中力量治水防灾。凡各朝代的中兴时期，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而到后期，政殆弊生，灾害频仍，民不聊生，垮台也就成为必然。第三，自周朝起，中原就面临着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唯有统一的和强有力的集权，才有可能抵御和抗击外族侵略。秦汉、唐宋、明清三大帝国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有人会说，民主也可以做到以上几点。是的，问题是历史不能假设。中国古代的政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在这里，恰恰说明了在当时，这种政治制度对中国的完整、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最后，我们不妨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观点——历史的进程有其自身的规律。古希腊的政体是由其当时的条件决定的；中国当时的政治制度也是由自身条件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