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这一步，隐患已经埋下，队伍良莠不齐，难免有鸡鸣狗盗之辈，居心叵测之徒，其中甚至还有部分私盐贩子和匪徒。在当时敏感的时局下，如果被官府查实，仅这一条就可以将张积中抓捕。阴霾初起黄崖山的阴霾，在1865年秋天就已出现，当时潍县有一户人家想要迁往黄崖，被潍县知县怀疑通匪抓获，事主供出张积中之事，知县报到山东巡抚阎敬铭处，阎敬铭派人查访，并进行了复查，得出的结论都是张积中不似匪类，于是不了了之。
对朝廷来说，张积中家世清白，一门忠烈。他的堂弟张积馨当时官至陕西巡抚，哥哥张积功父子在临清知州任上与太平军战斗中殉国，张积中本人的儿子张绍陵还是长清的候补县令。怎么看，张积中都没有造反的理由。不过，对于黄崖山来说，此时它已引起了官府的注意，行事需要更为谨慎，但张积中等人对此并无察觉。乌云笼罩到了1866年，山东益都县破获一起谋反案，首领供称同党与张积中结盟联络，共同举事。
这份供词，真假莫辨，很有可能是假的。但对于当时由于剿捻不力身处官场低谷的山东巡抚阎敬铭来说，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再放过一个。于是他派人肥城知县邓馨、长清知县陈恩寿带着省城巡捕官唐文箴上山召张积中到济南自证清白。到这一步，官府有了实际动作，不过阎敬铭此时并没有杀心。换个角度想想，自己辖地出现了一个聚众万人的山头，且几次被人举报通匪，作为地方官，约谈一下首脑无可厚非，并且派去的不是军队。
张积中如果够聪明，这时候就该跟着来人去济南陈述情况，如果自身清白，那也没什么好怕的。或者，推脱自己不在山寨，想办法打发走来人，或者，另派其他人跟来人回省城，有许多办法可以应付。山寨方面恰恰选择了最糟糕的方式。他们手持武器，聚集追赶唐文箴等人，并杀死了邓馨和陈恩寿的随从，闹出了人命。官老爷的随从也是公务人员，官吏被杀，无疑坐实了谋反的罪名，这下子，黄崖山的厄运已飘到了头顶。
唯一机会事件发生后，阎敬铭将张积中的儿子，候补知县张绍陵派上山去，劝父亲出山自白，张积中表示，宁愿以身殉学，也不愿出山。家人围着他跪求，张积中还是不肯，张绍陵见父亲坚决，于是也留在寨中，不再下山。这时候，黄崖寨已经几乎成了真正的土匪窝，寨民四处收集武器，准备打仗，还有宵小乘机四处抢劫偷盗，有人因此殒命，群情激奋之下，在阎敬铭眼里，这座山寨已经开始谋反。
唯一的机会，就这样失去了。山寨末日1866年11月7日，阎敬铭发兵围剿山寨，大炮轰击之下，训练无方的民军不是官军对手，很快大门即告失守。这时候，阎敬铭下令暂停攻击，又三次劝降张积中，两次通过书信，一次派人亲自面见张绍陵，都无果。这次劝降，阎敬铭许诺的“出降不死”之言未必可信，但对于张积中来说，自己一死可以换回山寨上万民众的活命，显然还是合算的。
不过，张积中再次拒绝。阎敬铭终于失去耐心，下令总攻，山寨无法抵挡，终于被屠。从以上可以看出，黄崖之案，山寨和官府都有过激的地方，但总体来说，我认为主要是张积中之过。张积中本来没有反意，聚众山寨，为了讲学与谋生，或许在他看来，自己所作所为再正当不过，既然一身清白，又何须作茧自缚。但在官府看来则不一样，太平天国，白莲教等都是以信徒起事，张积中行事神秘，又不肯出山见人，先就给自己蒙上一层阴影。
再加上屡屡受到举报，当时正当太平天国和捻军动乱之际，地方官府如果不加查证，搞不好就要丢了自己的乌纱帽。不论是在清朝还是其他朝代，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谋反是超级重罪，谁也不敢掉以轻心。山东巡抚阎敬铭在历史上官声不错，不是个昏官，他先礼后兵，奈何张积中软硬不吃，最后发兵攻打，也是最后一步，事情已经闹大，别无他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