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角”，《国语.周语中》云：“夫辰角见而雨毕。”韦昭《注》：“辰角，大辰苍龙之角。角，星名。这也是所谓“辰龙”之来源。如“亢”，《尔雅.释鸟》郭璞《注》：“亢即咽。”等等，限于篇幅，不多赘引。由此可知，甲骨文及以后汉字中的“龙”，所摹写的，不是现实中的某一种动物，而是古人夜观天象，根据星宿，想象出来的“神兽”。
东汉末年，应劭在《风俗通义》中曰：“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东方成龙形，西方成虎形，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鸟形，北方成龟形，西首而东尾。”（汉瓦拓四象）在距今6500年左右的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时代遗址中，发现了以蚌壳塑列的形象图。居中的是“北斗”，左右为龙、虎，即后来所说的“青龙”“白虎”。此时，南“朱雀”北“玄武”大概还没被当时的人们所“认识”、总结。
中国的先民，认识世界的重要对象是日月星辰。这既是人类认知发展的必然途径，也是“观象授时”所需要。居于地球北半球的中国先民，很自然地望向了天空的北方。于是，首先注意到了“北极”，即北部中央天域的“北斗”。然后，又认识了日月升落的东西方的“龙”“虎”。（北斗）在公元前四千纪的时候，“龙”“虎”二星官，恰好处于“二分”，即“秋分”“春分” 点上。
这“二点”，是春耕秋收的时令，远比后来的“二至”即夏至、东至更为重要。这是“青龙”“白虎”比“朱雀”“玄武”更早被认知的重要原因。“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二十八宿系统，是中国上古天文观测的重大成果，标志着“二分二至”时空统一体系的准确建立。但此时，这一成果也走下天空，与地上和人间的许多区域、地理、人文、生产、政治，甚至谶纬结合在了一起。
（汉画黄龙）其中，关于“龙”的各种说法，不仅日益增多，而且与王权结合在了一起——帝王成了真龙天子，从黄帝开始就能够驭龙升天；祝融、夏后启、蓐收、句芒皆“乘雨龙”；颛顼乘龙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等等。这也恰好证明，龙本生活于天上。这些，从先秦古籍开始，即不绝于书。汉代，则到达顶峰。有人说，龙的形象定型于宋代，这大约不对。
汉之前，已将龙分为四种——有鳞称蛟龙；有翼称应龙；有角称虬龙；无角称螭龙。汉代王符《潜夫论》说，龙“头似蛇、眼似兔、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其背有八十一鳞、口旁有胡须、颔下有明珠、喉下有逆鳞、头上有博山，又名尺木。”自此，龙的基本特征——巨口、有角、鳞身、四足、有爪，就形成了。
后世虽有变化，但均未脱出以上诸特色。（汉画应龙）尽管帝王们死劲想垄断“龙”，但实际上“龙”已经深入民众人心，因为“星宿”和气象不可能被王侯将相垄断。后来，“龙”的图腾意义逐渐淡化了，但文化和信念却长久流传了下来。汉代，即已有“四灵”之说，“龙”居其中。“龙”，在文化传承中，不只归于帝王所有了，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信仰符号。
“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据说“龙”的形象正是由伏羲确定下来的，并且伏羲用龙的名字来给他的百官命名：青龙官、赤龙官、黄龙官……《千字文》中有“龙师火帝，鸟官人皇”，其中的龙师是指伏羲。谁也不知道伏羲所创制的龙形究竟是什么样子。但从不文化时期所遗留的实物来映证内涵丰富的龙文化，龙的形象在不同文化时期又有很大的差别，经历了完善的过程。
上古时期传说中的神或英雄似乎很多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人首蛇身，包括传说中的伏羲自己，这恐怕是“龙”这种神兽创制出来的观念源起。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唐代伏羲女娲图，伏羲和女娲都是人首蛇身。龙的主体就是蛇，龙以蛇为身，又加了兽足、马毛、鹿角、鱼须等因素。下图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伏羲女娲图，阿斯塔那是唐代高昌国故址。
在伏羲和女娲的周围遍布星辰。这种画在当地出土三十多幅，为麻布或绢所制，用木钉钉在墓室顶部，画面向下对着被葬者的脸。甘肃省博物馆有一个鲵鱼彩陶瓶，属于距今五千五百年到六千年的仰韶文化中期，这只瓶子上的鲵鱼就有如蛇一般的长长身体。绘画在陶器上的纹饰应该是当时原始人对自己周围事物的认知。最原始的简单认知在思维进化的过程中被加以想象，可能就成了“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