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东吴陆抗、步协、留平、盛曼又会攻蜀汉的巴东守将罗宪，所以有趁火打劫一说。另外，在《蜀书 霍弋传》部分，裴松之作著时引用了一段《襄阳记》的文字：“吴闻蜀败，起兵西上，外讬救援，内欲袭宪。宪曰："本朝倾覆，吴为唇齿，不恤我难而徼其利，背盟违约。且汉已亡，吴何得久，宁能为吴降虏乎！"”然后说罗宪击败了东吴“入侵”的军队，孙休又派陆抗率大军攻打，最终罗宪向曹魏求援，司马昭派胡烈率军救援，陆抗退兵。
（魏灭蜀之战地图）《襄阳记》的作者叫习凿齿，他的另一部作品就是《汉晋春秋》。其立场相当鲜明，褒扬蜀汉而贬低魏、吴。所以，其文章中对东吴救援蜀汉的行动定性就是“外讬救援，内欲袭宪”，目的就是夺取罗宪的巴东之地，而罗宪则被塑造成据理力争的英雄。但是，这个逻辑是不通的。东吴救援行动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只有东吴自己知道，《襄阳记》中的话就属于诛心了，没有证据。
况且，蜀汉是投降得相当快，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东吴救援不及情有可原。所以，揣测东吴本意就是趁火打劫的观点不能成立。至于后来东吴攻打罗宪，《襄阳记》中把罗宪塑造得义正言辞就更没道理了。因为即使《襄阳记》也没有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是蜀汉先投降，而东吴后攻罗宪。所以说，东吴攻打巴东的时候，蜀汉已经灭亡。东吴并没有违背盟约。
夷陵之战时曹丕为什么不趁机进攻吴国或者蜀国？
我们读史时，在理解一些乱世军政领袖的作为与不作为时，一定不能光考虑军事层面，还要考虑政治层面，不能只盯着那些外在的、明面的战场，却忽略了那些内在的、暗面的斗争。夷陵之战（公元221年七月-222年八月）时的曹丕，刚刚于公元220年十二月完成篡汉称帝的政治进程，距离夷陵之战开始不过半年，距离夷陵之战结束，也不过一年半，可以说正处于政治上的篡代收尾阶段，新朝初建，还需完成大量政治上的改制工作，主要是需要把各项人事调动安排得满足各方利益，方能保持北方政局的稳定。
毕竟，原本在篡汉以前的建安时期，北方一直是曹氏霸府（州牧府、司空府、丞相府、魏公国、魏王国）与许昌汉廷两套人事班子，虽然在建安后期，随着曹操权势的增长，曹氏魏臣队伍与权势都越来越大，但毕竟存在一个由魏王国向魏朝转化的过程，需要进行稳健而大量的人事安排，方能满足建魏元勋与汉廷旧臣的心理需求。而且，诸如荀彧、荀攸、夏侯渊等跟随曹操起家的一部分下属已然在魏朝建立前去世，夏侯惇、曹仁、曹洪等佐命元勋也已步入老年，以曹真、曹休、司马懿、陈群为代表的新一代臣僚也需要进一步上位，如何协调好佐命元勋与新世代功臣，也是一个需要好好考量的问题。
再者，曹魏政权在青、徐、雍、凉、幽、并六州的统治并不如其在河南、河北、河东那样稳定。曹魏在山东尚需依赖臧霸、孙观等地方豪强，而关陇则是曹魏征服最晚的地区，幽州与并州则又面临着轲比能所率鲜卑诸部的袭扰，这些不稳定因素都有可能趁着曹丕篡代而生造事端，所以曹丕自然不能在军事上立刻南下。最后，我们回到军事上看，曹操晚年之所以与孙权联合谋袭荆州并且不让曹仁与孙权一并攻击关羽，便是为了坐山观虎斗，一如当年郭嘉建议曹操坐观袁谭、袁尚兄弟相争那样。
没想到，关羽竟然没有怎么消耗孙权军力，便军众离散，孙权完全没有付出多大的军力损失便白白得了荆州西南部。所以，在夷陵之战战局明朗以前，无论是刘备军，还是孙权军，其实都是军力饱满的状态，此时南征，不仅无法乱中取利，而且极有可能促使本已反目的孙刘两方再次走向联合抗曹，那么曹军南征便不仅吃不到孙刘任何一方的便宜，而且还有被双方联兵暴打的危险，反而不如坐视孙刘死磕，等到一方惨败之后，再去选择究竟是伐蜀，还是伐吴。
吴蜀为什么不能一直结盟抗曹魏，是哪方先破坏了结盟？
三足鼎立，一强两弱。不管是刘备强，还是曹魏强，对孙权都没有本质的好处。虽然《三国演义》里的孙权看似是一个打酱油的角色，总是在刘备和曹操之间左右摇摆。但是其实孙权的实力还是有的。只是因为刘备的军队多年征战，战斗力较强而已，但是刘备的优势是马步军，而江东的水军还是实力很强的。曹操气盛之时，横扫荆州，誓取江南，孙权不愿投降就只能与刘备结盟抗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