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唐朝徒刑共分为五等，从一年半到三年，可知“罪加一等”，即为，徒刑加半年，因此如果是强奸犯，则在“和奸罪”的基础上，加半年刑期。打比方，如果有人犯下强奸罪，则在和奸罪的一年半徒刑上，再加半年，为两年徒刑。当然具体判罚标准，还会视情况而定，最重者将会处以绞刑或斩刑，足以可见在保护女性权益方面，开明的大唐的确比之汉代进步许多。
再到宋朝，文化极其兴盛的朝代，对于强奸施暴者，更是刑罚分明：《宋刑统杂律》：“应有夫妇人被强奸者，男子决杀，女人不坐罪”。此律的意思，相信不难理解，如果有夫之妇被强奸，强奸者按律当斩，而受害女子则无罪。同时宋律还规定：若强奸者在女子反抗过程中被反杀，则女子同样无罪。乃至于宋代还首创了“强奸幼女罪”，宋宁宗赵扩时的法令汇编，名为《庆元条法事类》，其中明文规定：诸强奸者，女十岁以下虽和也同，流三千里，配远恶州。
未成，配五百里。折伤者，绞。此处“诸强奸者，女十岁以下”，同样以强奸罪论处，流放三千里，发配边关荒芜之地。如果是强奸未遂者，则发配五百里。而如果是实施强奸者，在过程中切实伤害到女性，则不问其他，直接绞刑伺候。由此可见，在宋朝对于强奸的重视程度，随着社会文明的开化，也从正面体现出对于女性人身权利的逐渐重视，以及对于强奸犯的惩罚力度，均在不断加强。
而到了明朝，强奸罪成为罪不容殊的大罪，有明律为证：《大明律·犯奸》：强奸者、绞。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奸亐幼女十二岁以下者、虽和、同强论。由此可以看出，在明朝时，强奸罪已经上升到死罪的程度，如有强奸，则处以绞刑。并且还对强奸未遂者，也做出了具体判罚标准，即“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更将强奸幼女者，直接以强奸罪论处，皆为“绞刑”。
虽然看似与宋律无异，但实际上宋律中对于施暴过程是否造成伤害，来判断是否该处以绞刑，而明朝是但凡强奸，无论造成伤害与否，直接判处绞刑，尤其是在明朝的理学全面发展过后，强奸罪更是罪不可恕，为世人所唾弃。由此来说，严苛的刑罚为明朝女性的人身权利提供了一定保障，而理学的发扬又从道德层面对施暴者加以谴责，因此随着时代的进步与法律的不断完善，使得明朝时期的强奸犯罪大幅减少，比之早先的唐代，甚至是汉代，皆有了大幅改善。
到了清朝，则与明朝法律基本保持一致，刑罚甚至更为具体：《大清律例卷三十三·刑律·犯奸》：凡和奸，杖八十，有夫者，杖九十，刁奸者（无夫、有夫）杖一百。强奸者，绞（监候）。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凡问强奸，须有强暴之状、妇人不能挣脱之情，亦须有人知闻及损伤肤体、毁裂衣服之属，方坐绞罪。若以强合以和成，犹非强也。
如一人强捉，一人奸之，行奸人问绞，强捉问未成流罪。又如见妇人与人通奸，见者因而用强奸之，已系犯奸之妇，难以强论，依刁奸律。）奸幼女十二岁以下者，同强论。因此，我个人认为，除了前文所说“女性人身权利，因法律不完善得不到保护”的原因外，强奸犯少的第二个原因则是：因为时代的不断发展，与法律的不断完善，历朝历代对于强奸罪的惩罚程度不断加强，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阻扼了强奸行为的发生，并且为古代女性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法律保护。
尤其以明清两代，对于强奸罪的惩治之严，综上可见一斑。第三个原因，也是比较无奈，且令人心寒：在某些时候，古人对于女性声誉的保护，大于对女性在律法中所拥有的人身权利的重视。我相信这段话并不难理解，很多情况下，即使是现代如果发生了强奸案，人们首先考虑的并非使犯罪分子得以严惩，反而是首先考虑受害女性的声誉问题，而选择隐瞒不报，在古代也是如此。
自古到今，女性对于贞操的看重，可谓比之生命还要重要，援引北宋理学文献《二程遗书》所说：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段话后人予以总结，正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由此可见古人对于失节的重视程度，至少在观念上高于生命。（本人声明，绝无诋毁现代女性不重视名节之意，此处只论古代，望各位头条读者不要误会，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