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加封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叔和硕郑亲王；一个月后，他取消了诸王、贝勒、贝子管理六部事务的权力； 四月，顺治帝采纳了礼部的建议，规定皇帝一月三朝，而春秋两季各举行一次经筵，并设置宗人府官员。他重新制定了一系列新礼制，将治政活动纳入了礼制之中，强化统治秩序，这实际上是将治政机制进行一定程度的”汉化“。他还为满人的每旗设置宗学，让未受封的宗室之子十岁以上均可入学，以加强对满族子弟进行包括汉文化科目在内的新教育。
顺治十年（1653年）正月，顺治帝下令对仅有满臣奏事的上奏程序进行改革，规定此后凡章奏，令满汉侍郎、卿以上官员会同奏进，这是清王朝重用汉臣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顺治帝因其年轻时受汉文化的影响，他当亲政后，很重视对历史上汉族皇帝的治政经验进行探研，他在汉臣的指引下，认真阅读《资治通鉴》，他曾向朝中大臣询问，要求从汉高祖、汉文帝、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等皇帝中选出最杰出的帝王，秘书院大学士陈名夏对福临说唐太宗最优，而福临却认为明太祖朱元璋很出色，他的各种立法能利于后世。
其实，福临是以此来表明，入住中原的清廷，将延循明朝制度和管理措施。福临的这一主张非常重要，大大有助于化解汉臣与满臣、汉人与入关后的满人的矛盾关系，而且，使清王朝能具有承继”法统“的合理理由。此外，顺治帝还赐太常卿汤若望号为“通玄教师”，接受汤若望的一些积极建议，并开阔了眼界。此后，虽遇陈名夏案发生，陈被指责为汉臣“南党“首领，勾结朋党，擅权乱政，因而有二十八名汉官遭到训斥，但是，顺治帝并没有以此来限制汉臣，他随后即增置内三院汉大学士，每院各二人。
同时，他设立十三衙门，并下旨严禁宦官干政，规定所设太监品级不得超过四品。还有，顺治帝还采取一些有效措施来笼络汉臣，拉近与汉臣的距离，比如，他令清太宗皇太极的第十四女和硕公主，下嫁给平西王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为妻。为了稳定后宫，顺治帝废除之前多尔衮为他迎娶的皇后为静妃，不久，立科尔沁镇国公绰尔济之女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
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顺治帝下旨修《顺治大训》，并且编纂《资政要览》；四月，顺治帝又下诏修《太祖圣训》《太宗圣训》。顺治十二年（1655年）春，他特命大学士冯铨为总裁官编《孝经衍义》；特命大学士巴哈纳、刘正宗等为总裁官编《通鉴全书》；他还大力提倡忠孝节义，比汉臣提倡得还要卖力。其实，他这都是为了加强满清皇权的统治意识，以皇权专制和忠孝节义理念来教化满汉大臣。
六月，顺治帝将宫禁命名为紫禁城，将后山命名为景山，将西苑南台命名为瀛台，并命内十三衙门立起铁牌，严禁内监干政。这一系列的命名、立牌，是想从规划的建筑文化上来加强统治秩序。清军入关以后，不久就进入北京，而满清统治集团目睹明王朝的灭亡，顺治帝作为第一位进入北京的皇城，他对明朝灭亡的教训十分重视，积极采取措施避免清朝重蹈其覆辙。
首先，福临十分重视整肃吏治，他对官吏队伍推行甄别之法，重视擢优汰劣。其一，他要求各地督抚对所属官员严加甄别，对有德有才兼通文义的人要及时报奏，而对不能称职的要立即参劾。其二，为了选拔好知府人选，福临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下令在京各衙门三品以上官员，及在外督抚，各推举才行兼优堪任知府者各一人，并要求其备上履历事迹具奏，令吏部再加察议，以奏请定夺，将所选中人才以备前三十处知府之用。
其三，福临严格加强对官员的督控，绝不允许朝中官员结党结社，更不许太监干预朝政，他通过严禁官员私交、私宴来杜绝朋党的形成，想以此来根除朋党之患。其次，福临通过一系列革新措施，努力稳定社会经济发展。针对明末战乱所余留下来的地荒丁逃、税赋难收的状况，为了改变福临亲政时各直省钱粮缺额达四百余万两的赋亏状况，他积极采取鼓励垦荒的政策。
为稳定好社会经济，他采取了一些措施，着力鼓励垦荒。比如，他采纳了大学士范文程等人的建议，于顺治十年（1653年）推行屯田垦荒；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秋下令鼓励富人垦荒；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夏，公布督垦荒地劝惩则例；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冬，又实行捐资开垦法。其中，“劝惩则例”的作用很大，则例中规定：督抚按及道府、州县、卫所等各级官员在一年内，按垦荒数量给以记录或加升一级的奖励；对文武乡绅及贡监生民人等规定了垦荒的具体奖励办法；而且，如果开垦不实或者开过复荒者，无论新旧官员，一律应被治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