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大力提倡实学，认为“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主张“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强调读经的目的是为了经世济时，为现实所用。在他周围，团结着一拨湖南籍人才。他自己则是嘉道年间湘系经世派的首领，带头大哥。▲陶澍，近代湖南人才第一人。长沙人贺长龄，在江苏布政使任上辅佐陶澍推行改革，主持编订《皇朝经世文编》，后任云贵总督。
《皇朝经世文编》是经世派的“圣经”，推动晚清士人从务虚向务实的方向发展。在袁名曜出任岳麓书院山长的第二年，嘉庆十八年（1813），书院来了个学生。这名学生是邵阳人，之前参加县试、府试，都考取了头名，前途看好。他在岳麓书院待的时间很短，但这段岁月影响了他一辈子。他就是后来编出《海国图志》，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
魏源曾被陶澍、贺长龄延聘为幕僚，并代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能领先同时代人几个身位，是因为有经世派学风打底。湖南这一拨人才，还有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曾提督湖北学政，晚年任长沙城南书院山长；贺长龄的女婿、长沙人劳崇光，曾任广东巡抚、云贵总督等职；陶澍的好友、善化人（现属长沙）唐鉴，理学大师，曾代理两江总督；陶澍的幕僚、湘阴人李星沅，官至云贵总督、两江总督兼河道总督；等等。
这拨人，是近代以来湖南人才崛起的先声。陶澍对湖南的意义很大很大，因为他影响下的湘系经世派人才群给湖南留下了两件“法宝”。这两件“法宝”在此后湖南历次人才爆发中，均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件“法宝”就是陶澍他们倡导的经世致用之学，影响所及，“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经世之志”。直白点说，这种学风影响下的湖南人，读书一般，但实践能力强，动起手来就能改造社会，改变国家。
曾国藩、谭嗣同、毛润之等不同时期的湖南人才代表，都是经世致用思想的信奉者与践行者。另一件“法宝”则是，用实践告诉湖南人一个真理：湖南人要走出去才能有出息。陶澍他们的主要活动，基本都不在湖南省内，而在省外。窝在省内，视野受限，空间狭隘，是没有什么大前途的。湖南人要吸纳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必须到京津、江浙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去，比如魏源中举后在江浙一带任职，较多接触了外国文化，这才有了他那些警醒世人的进步主张。
另一方面，湖南人要影响全国，在国家层面有话事权、话语权，也必定要走出去才行。太平天国时期，湘军成批走出湖南，造就了湖南人在帝国军政系统无可替代的地位。毛润之年纪很小的时候，就懂得这个道理。他抄改了一首诗明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湘乡人曾国藩的科举之路并不顺畅。
他第一次会试落第后，特意转道金陵，去拜见前辈陶澍。他对陶澍极其佩服，曾细心研读过陶澍全集。这套《陶文毅公全集》，是益阳人胡林翼送给他的。胡林翼是陶澍亲选的女婿，陶澍一度把他带在身边着力培养。在湘军高级将领中，对于曾国藩来说，要论渊源最深、私交最厚、帮助最大的，没有人能超过胡林翼了。湘阴人左宗棠，和胡林翼同一年进京赶考。
胡考上了进士，左名落孙山。不过，他极力向老丈人推荐左宗棠，这样，左宗棠得以与陶澍相识。陶澍大左宗棠33岁，但他同样很欣赏这名晚辈，认定左宗棠将来必成气候。于是，陶、左两人从忘年之交，发展到结成儿女亲家。这样，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夜，围绕在陶澍身边，近代湖南真正意义上的人才爆发式群体——湘军的主将，已经完成了聚集。
▲曾国藩几乎重塑了湖南人的国民性。道光二十四年（1844），举人出身的新宁人江忠源，通过湘阴人郭嵩焘的介绍，认识了在京城翰林院工作的曾国藩。曾国藩此时已经中了进士。告别时，曾国藩出门目送江忠源，紧接着回头对郭嵩焘说：此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当时人听了都很诧异，不知道曾老师说得准不准。这一晃，就过了七年。
整个帝国，没有人想到一帮来自广西的造反者，最终吞噬了帝国半壁江山。当时，曾任河南巡抚的李僡跟咸丰皇帝报告说，他在河南怀庆战役期间，亲眼看到黑龙江旗军见了太平军撒腿就跑。清政府的主力部队八旗、绿营都不顶用，挽救帝国危亡，只能靠新力量。新力量是什么？当时人心里也没谱，这时候，江忠源在老家已经募了一批新宁勇，搞团练，战斗力不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