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金宣宗迁都来说。他当时最合理的选择应该是死守北京，不迁都。然后通过北京窜连起中原和东北的女真人，与蒙古人死磕。但宣宗怕死，一意要迁都。而此时蒙古军主力云集漠北，金宣宗可以南逃，但又不能逃的太远。如逃到关中，就是万万不能的。因为关中离前线太远，不便于朝廷对战场的操控。再加上当时关中的经济也没恢复，所以此时宣宗就选择了相对比较安全（位于黄河南岸），但离前线又不算太远的开封作为临时都城。
后来明朝迁都北京，与金宣宗当年的考量比较类似。明朝建国之前，朱元璋考虑经济、交通、军事等因素，将国都定于南京。据说朱元璋曾想迁都长安，并安排太子朱标实地考察，但最终不了了之。都城仍然定在南京。至明成祖朱棣时，他坚持迁都北京。一方面北京是他的封地，统治根基牢固；第二是当时蒙古外患尚未肃清，定都北京，可以更便捷的抵御外敌；第三是朱棣靠篡位登基，他很害怕别人也仿效自己。
他把中央军部署在北京，既能抵御外患，也能震慑地方，可谓一举两得。至于迁都西安，没这个必要。明朝的外患主要集中在华北一线，如果京城在西安，而最能打的精锐又部署在华北。那明朝中央的安全就没法保证了。明仁宗时期，有一个关于迁都的小插曲。朱棣迁都北京后，朱高炽以太子身份一直留在南京监国。可以说，他的根基在南京。
所以朱高炽继位后，第一时间就考虑要不要把都城从北京再迁回南京。只是可惜，他登基十个月就驾崩了。而继位的明宣宗朱瞻基一直都在北京生活，对北京更有感情。并且他的根基也在北京，于是明朝都城就此确定在了北京。总的来说，中国古代定都在哪里，一是跟开国皇帝的龙兴之地有关，二是跟当时的外患压力有关。秦、汉、隋、唐之所以在关中建都，一方面是因为这四朝统治者都是在关中起家，统治根基都在关中；再加之当时外患主要在西北方面，且当时关中还未残破，所以四朝都城便都建在了长安附近。
而唐朝之后的王朝，都不以关中立国，再加之关中残破，外患东移，北京的战略地位凸显出来了，所以北京也就成了建都的首选。另外，除了这三个主要原因外。还有很多小原因。比如自唐朝以来，因气候变化，关中的自然环境退化了；还比如中国经济中心南移，关中离经济重心过于偏远，物资转运太麻烦；又比如长安建都时间太长，环境严重被污染，尤其是地下水的污染很严重。
也都是长安不再适合建都的原因。不过这都是客观因素，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同样的原因，北京也存在。比如关中自然环境退化，北京也退化了。从清朝开始，北京也是缺水、多风沙，自然环境也不好。其实并不适合建都。还比如资源问题。明朝的时候，华北平原一样养不起北京的百万人口和几十万大军，必须要靠江南输血才能维持。所以，资源紧缺这个问题，也不单单是长安独有的。
至于长安因建都时间过长，污染严重的问题，这并不难解决。隋朝建都时，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呢？把都城位置挪一下就好了。汉朝长安城在渭水河边，旧址污染严重。隋朝时，隋文帝直接把城址向南挪了几里，污染问题就这样解决了。PS：古代没有现在的垃圾回收机制，生活垃圾都是就地填埋。时间长了，土壤和地下水会被污染。
中东国家众多，为什么只有叙利亚成为了各国的牺牲品？
《叙利亚博弈牺牲品》中东国家有很多，叙利亚成为最终牺牲品，最根结的原因就是大国博弈。在大国博弈面前，所谓的教派斗争只是表象而已。虽然这次动乱是以打击伊斯兰国为目开始，但是这只是外在原因，真正原因，从2011年动荡就已经开始至2014年下半年这段时间为止。这段时间里，叙利亚冲突最核心的问题是美国以及北约阵营与俄罗斯之间矛盾的总爆发。
众所周知，西方阵营从一开始就是反对叙利亚政府的，而俄罗斯和伊朗则坚定支持叙利亚政府军。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和乌克兰问题非常相似？叙利亚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仅存的唯一一个利益代言人，保住叙利亚合法政府的地位，就是保护俄罗斯切身利益。遍数中东地区势力，海湾六国已沦为西方附庸，以色列美国是兄弟，土耳其和俄罗斯又是世仇，埃及伊拉克自身难保，和俄罗斯也没有所谓友谊，俄罗斯遍观中东，除啦一个叙利亚完全没人可以依靠。
伊朗是一个大国，在我看来，俄罗斯和伊朗的合作更像是抱团取暖，而不是做大国附庸。伊朗实力和心态决定了其绝不会选择做大国附属的。从伊朗核谈判问题来看，伊朗是按照本国利益进行谈判，俄罗斯的建议只在考虑中，不是决定因素。也就是说，在整个中东，只有叙利亚才能当俄罗斯中东利益代言人。正因如此，在西方看来，阿萨德才必须下台。
然而，和亚努科维奇不同，叙利亚的阿萨德身边有一批死忠于他的人群，特别是宗教势力非常强大。而且这一派人群全部属于什叶派和少数派别，他们害怕阿萨德下台之后逊尼派上台迫害少数派别，造成利益受损失，这群人就自然紧密围绕在以阿萨德为核心的叙利亚政府周围。这也是叙利亚政府坚挺到今天的关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叙利亚冲突最根源是美俄的大国博弈，而宗教因素是叙利亚冲突难以快速结束的因素之一。
1949年梁思成曾建议在北京西部建新首都，保持二环以内老北京的原貌，你怎么看？
“50年后，历史会证明，我是对的，你们是错的！” 一语成谶，当年梁公和林徽因先生对吴晗的斥责痛骂和绝望痛哭，如今随着北京市政府的东迁以及千年大计的兴建，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如果北京城被完整的保留至今，那么这将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最大规模的现存古城，远胜于中外的任何城市和遗产。然而令人震惊和遗憾的是，北京古城的消亡，却并不是因为战争、自然灾害或者是建筑的自然损毁，而是人为的拆除，这不能不让人感到万分的痛惜和无奈！这其中虽然有着很强的历史原因和时代烙印，但是不得不说，当时的决策者和人们均普遍缺乏一种对待历史、文物和遗产的尊崇和保护意识，这也是反映出了当时一些决策者思想的局限性。
在经历了百年的屈辱和沉重压迫之后，决策者迫切需要做出一番焕然一新的改变和尝试，因此，在一些苏联“专家”的怂恿和指导之下，经过一番争论和权衡之后，还是依然做出了以天安门为中心拆除建新的决定。不过幸好执行者并未完全丧失理智，仅仅是拆除了城门和城墙，而代表皇权的一些古建筑遗迹还是完好的保留了下来。现如今，名曰850年建都史的北京城，只剩下些七零八落的幸存古迹和堂而皇之复制重建的“假古董”，全然没有了当初成建制的城垣九门和“八臂哪吒城”的影子。
复制重建的永定门城楼幸存的德胜门箭楼然而，雪崩发生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在首都北京的这种号召和带动之下，全国的文物保护就可想而知了。特别是在60年代末-70年代末那十年中，被人为破坏的文化古迹就更不胜枚举了。而这其中的践行者，却正是我们的很多父辈、长辈们的所为，因此，我们能说什么呢？对历史保持敬畏、以史为鉴，或许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包括这些已经发生，却无法挽回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