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从《国语·楚语》中“斗子文三舍令尹，无一日之积”的话推测，认为此时的楚国可能遭遇了财政危机。这个推测颇有可疑：楚国此时如果遭遇了财政危机，单凭一个贵族散尽家财，能填补多少财政赤字？——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斗谷于菟像和珅那样富可敌国。另外，《国语》描述斗谷于菟家无余财的状态应该是在他担任令尹的期间内一直存在，并非仅限于他上任之初。
而斗谷于菟担任令尹的时间长达27年，国力蒸蒸日上的楚国不可能在这么长时间内一直陷于财政困难的境地。在我看起来，斗谷于菟所要化解的灾难不是大规模的财政赤字，而是楚国政坛的纷争与内耗。因为就在斗谷于菟上台之前，楚国八年之内先后经历了两次剧烈政变，前一次是楚成王（熊恽）的支持者杀死了先君堵敖（熊艰），后一次是若敖氏家族的斗班杀死了令尹子元。
政变导致了楚国的执政势力不断更迭，但先后下野的失败者却未必真心臣服。当斗谷于菟受命担任令尹的时候，面对着千疮百孔的楚国政坛，他的首要任务是将分裂的政治派系整合起来，一致对外，这样楚国才有可能实现北伐中原，称霸天下的终极目标。为此，斗谷于菟需要展现出大公无私的包容精神，“三舍令尹，而无一日之积”正是他用以镇抚各方势力的政治姿态，所以《国语》才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恤民也”。
斗谷于菟的这种态度受到了楚成王的由衷称赏，因此每逢他上朝，成王都要特地命人为他准备一串干肉，一筐米饭作为午餐，以示优遇。经过斗谷于菟的拨乱反正，动荡之后的楚国终于重新走上了君臣和谐，一致对外的正确道路。事实上，虽然楚国在文王薨逝之后暂时放缓了北伐的脚步，但问鼎中原的基本国策却始终没有改变。楚成王刚刚登基的时候，为了改善楚国的国际形象，修复与中原诸侯间受损的邦交，曾经高调派人向周惠王进贡。
周惠王以胙肉回赐楚成王，并殷切叮嘱他说：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史记·楚世家》周惠王显然已经看出了楚国的北进势头越来越猛，但天真的他却又寄希望于楚国会因暂时的内乱而安处于南蛮之地。“无侵中国”？稳固了内政之后的楚成王怎么可能听从这么荒唐的指示呢？在斗谷于菟的辅佐下，楚成王自公元前659年起，连续三年向郑国发动进攻。
一连串的组合拳打得郑文公直想向楚国屈膝投降，但孔叔却及时拦住了他，孔叔说：齐方勤我，弃德不祥！——《左传·僖公三年传》孔叔说出了郑国应该坚持抵抗的理由：就在楚成王第二次伐郑的时候，已是天下霸主的齐国为了应对楚国的威胁，召集中原诸侯在阳谷会盟，共商伐楚之计。齐国集合八国联军南下伐楚，幕后的决策者很可能不是齐桓公，而是他的相国管仲。
因为《史记·管晏列传》中说：（管仲）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史记·管晏列传》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军南征的首要目标并不是楚国，而是蔡国。攻蔡也不是为了国事，而是为了私怨。就在伐蔡的上一年，齐桓公和他的夫人蔡姬在园林里泛舟。
南方来的蔡姬谙熟水性，调皮地荡起小船，吓坏了齐桓公这只“旱鸭子”。桓公一怒之下把蔡姬迁回了娘家蔡国。蔡国误以为齐桓公的意思是把这位夫人给休了，于是将她另嫁他人。这可大大冒犯了齐桓公的尊严，因此他发兵攻蔡，是要向这个给他戴“绿帽子”的小国讨个说法。齐桓公攻蔡，是由公元前657年蔡姬荡舟的偶然事件引发的，但在此之前，齐国已经为联兵伐楚举行过阳谷会盟了。
司马迁说“管仲因而伐楚”，意思是管仲利用齐桓公伐蔡的机会，顺势把齐国的兵锋引向了楚国。从齐、楚两国交兵之后，是管仲而非齐桓公出面主持与楚使屈完的谈判来看，司马迁的这个判断应该是准确的。对此时的楚国来说，齐国当然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不仅因为它在管仲的治理下建立了高效的国家动员体制和富裕的工商经济，同时还因为它以“尊王攘夷”的口号牢牢地把持着中原政治的话语权。
齐国大举南下，为的就是向楚国表明不允许它侵略郑国，染指中原政治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的楚成王要举倾国之力与齐国生死相搏，风险就太大了。北上攻郑的道路眼看着被齐国堵死，楚国又该怎么办呢？我想，面对着楚国的战略困局，站在地图前面的楚成王可能也有过久久地沉思。虽然齐国堵住了楚国北上伐郑，直取中原腹地的道路，但这并不代表着在这盘大棋局中楚国丧失了翻盘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