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如果一方已经是碾压性的优势，就不需要和亲了，直接抢岂不更简单些？安史之乱后吐蕃鲸吞河陇、西域，兵锋时时威胁关中，唐蕃间反倒没有和亲基础了。这恰好与前表格中和亲公主的年代相吻合，中晚唐时期，唐朝内忧外患，此时和亲又有何用？说真的，如果一个公主就能解决边患的问题，那还养军队干什么？多生几个公主就行了！“和亲”始终是种政治手段，而政治手段，恰恰在国力强的时候管用，真到积贫积弱的阶段，反倒是军队管用，正所谓“弱国无外交”。
另外，从和亲公主的去向，也可以窥见唐朝外交的重心。19位和亲公主中只有6位嫁到东部，2位和亲奚、4位和亲契丹，占比31%。其余全部远嫁西部，分别是吐蕃2位、突厥3位、铁勒1位、吐谷浑1位、突骑施1位、宁国1位、回纥（回鹘）4位。这说明唐朝对西部的重视远超东部，反过来说就是，西部对唐朝的重要性和对关中腹地的威胁也远超东部。
这一点，从唐朝节度使的设置和拥兵数量能够清楚的看出。在“天宝十节度”的兵力数量上，控制西北的安西、北庭、拢右、朔方、河西五大节度使坐拥精兵二十五万余人，占全部全军总量的52.7%。如果再算上西南方向控制南诏、吐蕃的剑南节度使，整个西北军队数量占比超过六成。而号称“掌控半数天下雄兵”的安禄山所控制的范阳、平卢两镇军队定额14.6万人，占比不过26%（安禄山只能控制河东的一部分军队）。
这也和他起兵15万人，诈称20万的人数相符合。与此数据相吻合的是，公元713年—755年间（玄宗开元初年至天宝十四年），唐朝总计对吐蕃用兵26次，对突厥12次，对南诏6次，而对契丹和奚则只有9次和2次，西部军区的军事行动占比高达80%。哪个方向对关中威胁更大一目了然了吧！以公主和亲的方式分化、拉拢西部各政治势力，也就成了唐朝政策实施的重要手段。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所谓“和亲源于国力弱”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唐朝国力最强之时，正是和亲手段用的最频繁的时期，也只有在这一时期，和亲的政策效果才更明显。对于一个君王来说，很多时候和做生意的商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二者都时时刻刻谋求“以最低成本，获取最大利益”。所以，自古以来“效费比”就是考量事务可行性的基础，从不考虑“效费比”的皇帝，通常都干不太长，比如隋炀帝。
而“公主和亲”算是一个效费比相当优秀的“低成本解决方案”，因为战争毫无疑问是成本最高的方式。综上所述，“公主和亲”是一种政策性的手段，其根本在于“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利益”。这种政策的实施确实与国力强弱有关，但是正相关状态，即国力越强和亲政策效果越好，而不是相反。说了这么多有关和亲的内容，我们一直都是从更宏观政策性的角度来谈论问题，但如果从个体的角度上说，“和亲”就显得不那么人道了。
毕竟，让一个弱女子离亲别友、背井离乡，生活在风俗迥异的异地，有悖于中国自古以来的人伦传统。另外，汉藏史料里确实都有两位公主生活不算幸福的记载，甚至金城公主曾动过出走失密国（今克什米尔地区）的念头。因此，唐诗中对于和亲的公主多有同情，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李山甫所作七绝《代崇徽公主意》：“遣妾一身安社稷，不知何处用将军？”真是无限讽刺！。
安史之乱中，为什么唐朝北方的军队有好好的大唐盛世不过，却愿意跟着安禄山反叛？
关于安禄山造反，近代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有这么一段话：安禄山的势力，是唐室用中国财富豢养成的胡兵团。此种胡兵团，只朘吸了唐室的膏血，并没有受到唐室的教育。他们一旦羽翼成长，自然要扑到唐室的内地来。但实际上，安史之乱的叛军，是由各个民族的将士组成，其中的汉人也占了极大比重。身在盛世，这些大唐军人为什么会跟随安禄山反叛朝廷？首先跟那时的军制有关系：府兵制的崩溃、募兵制的崛起，由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变成将领拥有私兵。
从南北朝时期的西魏、北周，再到隋朝、初唐，它们在这两方面高度一致：关陇贵族、府兵制。所谓关陇贵族，是近代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宇文泰创立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体系。这二十大家族，是其后100年中原王朝的实际统治集团，隋朝杨氏出自十二大将军、李唐王朝出身于八柱国。而这一体系，是与府兵制直接挂钩的。全国各地设立兵府，其中的军人就是府兵；府兵并不是专业军人，而是“兵农合一”——他们平时是在家耕地的农民，农闲时期由专业军官带领进行训练；一旦遇到战事，就自备武器、马匹等一众物资前去兵府报到，其后随军出征。
